屈子當年賦楚騷

湖南是楚國舊地，又是毛澤東的故鄉。毛澤東誕生在與湘江相鄰的湘潭韶山沖。而在2000多年前，楚國偉大的詩人屈原誕生在長江之畔的秭歸。毛澤東一生習誦《離騷》，推崇《楚辭》，崇敬屈原。毛澤東從屈原作品中繼承、發展了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詩風，這對他的革命實踐和詩詞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毛澤東與屈原心相通、情相投、氣相隨。屈原的偉大人格和不朽詩篇也滋育著毛澤東的詩魂，熔鑄出新一代的“離騷”。

讀屈原：終生不輟

人們常用“獨佔風騷”來代指中國古代的優秀作品，或者喻指某人高超的文學才能。"風"指《詩經》裡的《國風》，是現實主義作品﹔"騷"則指屈原的《離騷》，是浪漫主義的詩篇。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對屈原作品情有獨鐘，且評價很高。1913年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讀書時的筆記，現在保存下來的很少，隻有47頁。筆記前11頁工工整整地全文抄寫了《離騷》《九歌》，后36頁冠名《講堂錄》。這本筆記留下了毛澤東早年學習屈原作品所下苦功的珍貴史料。1915年9月，毛澤東發布《征友啟事》，后結識了羅章龍。他們第一次會見談了3個小時，涉及內容十分廣泛。談論到音韻改革問題時，他們主張以曲韻代詩韻，以新的文學藝術代替“高文典冊”與宮廷文學。他們對《離騷》很感興趣，主張賦予《離騷》新評價。后來，羅章龍賦詩以記交談之事，題為《定王台晤二十八畫生》，詩曰：“白日東城路，嫏嬛麗且清﹔風塵交北海，空谷見庄生。策喜長沙傅，騷懷楚屈平﹔風流期共賞，同証此時情。”其中“騷懷楚屈平”一句，說的便是屈原的《離騷》。

革命戰爭時期，戰火彌漫，毛澤東戎馬倥傯，也不忘經常翻閱《楚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仍反復研讀《楚辭》，每次外出攜帶的書籍中，總少不了《楚辭》。他不僅自己愛讀，還推薦給別人讀。1951年7月7日，毛澤東約周士釗和蔣竹如兩位長沙讀書時的老同學到中南海做客。談話中，毛澤東提道：“《左傳》、《楚辭》雖是古董，但都是歷史，有一讀的價值。”1957年12月，毛澤東讓當時為他管理書報的逄先知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收集給他，以便集中閱讀，並列了一個書目，有50余種。

1958年1月11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工作會議。1月16日，在南寧會議上，他向與會干部介紹自己的讀書方法：“學《楚辭》，先學《離騷》，再學《老子》。”1月18日凌晨1點多鐘，空軍雷達部隊突然發現有國民黨的飛機向南寧方向襲來，全城立即進入防空狀態，實行燈火管制。毛澤東卻鎮定自若，讓人點燃蠟燭，聚精會神地讀起了《楚辭》。此次會議期間他作了一個批示:“將《離騷》印發給與會每一位同志。”1958年9月，張治中陪同毛澤東視察安徽。毛澤東借來一本《楚辭集注》，問張治中：“你讀過《楚辭》嗎？”張治中回答：“未讀過。”毛澤東說：“這是好書，我介紹你有空看看。”1959年10月30日，他准備去外地巡視，交代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帶上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和明朝陳第撰寫的《屈宋古音義》。

評屈原：贊不絕口

毛澤東在與人交談時，在會議上的即席講話中，在書信中，甚至在外交場合中，都會不經意地想起屈原、評論屈原，屈原是毛澤東評論次數最多的歷史人物之一。

蘇聯著名漢學家尼·費德林在《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回憶：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在赴蘇聯訪問的火車上，與費德林談中國古典文學，他們由《詩經》談到《楚辭》，談到屈原。費德林說：“據中國文學史上說，在《詩經》的無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該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創作個性的詩人。”毛澤東肯定道：“對，屈原生活過的地方我相當熟悉，也是我的家鄉麼。所以我們對屈原，對他的遭遇和悲劇特別有感受。我們就生活在他流放過的那片土地上，我們是這位天才詩人的后代，我們對他的感情特別深切。”毛澤東分析屈原所處的時代說：“歷史上任何一個偉大變革都會產生一些悲歡離合的故事。至於屈原，政治變遷是他個人的不幸。屈原艱苦地走過他的時代。他憂國憂民，力求挽救楚國的危亡。”他們談到南宋詩人陸游紀念屈原的詩：“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隻有灘聲似舊時。”毛澤東一往情深地說：“是的，這些都發生在我的故鄉湖南，發生在屈原殉難的地方——長沙。因為這緣故，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裡。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証人。”這是迄今為止毛澤東有關屈原較完整的論述。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和平大會，屈原和哥白尼、但丁、莎士比亞一起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在這次會議上，正是費德林作的《屈原及其創作》的報告直接促成了這個結果。此次會議之前，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向大會贈送了一幅屈原畫像。屈原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對進一步弘揚屈原精神，推動中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產生重大影響。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這是非社會主義國家政府首腦第一次來華訪問。毛澤東與他進行了三次會談。會談中，毛澤東提到了屈原：屈原是中國一個偉大的詩人。他在兩千多年前寫了許多愛國的詩，政府對他不滿，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沒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幾千年來，中國人民把他死的這天作為節日，就是舊歷五月初五的端午節。人們在這天吃粽子，並把它投到河裡喂魚，讓魚吃飽了不再去傷害屈原。

1957年6月，吳冷西由新華社調到人民日報社工作，毛澤東找他談話說，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備，要准備遇到最壞的情況，要有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五不怕”精神。有了這“五不怕”的准備，就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了。他以屈原、司馬遷為例說：“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處分，可能這樣對自己反而有益處。屈原被放逐而后有《離騷》。司馬遷受腐刑乃發憤著《史記》。”

1958年3月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提倡干部要講真話時說，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為原則而斗爭。1958年8月22日，毛澤東在審閱和修改陸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時，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惡”同“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重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等思想列在一起，看成中國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進步性和人民性的代表。

1959年8月16日，毛澤東對西漢辭賦家枚乘《七發》寫了一篇評語，題為《關於枚乘〈七發〉》，其中對屈原的批判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毛澤東寫道：“此篇早已印發，可以一讀。這是騷體流裔，而又有所創發。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於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記錄時提到了屈原，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

用屈原：出神入化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政治家，毛澤東閱讀文學作品往往是與他的革命活動密切相關的，他欣賞和閱讀屈原作品也是如此。他能夠學以致用，自然貼切地引用或化用屈原作品的語句，不經意間就會顯示出屈原作品的深刻烙印。

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第一任大使，並與他們親切交談。當毛澤東走到首任駐匈牙利大使黃鎮面前時，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麼？”黃鎮回答：“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毛澤東隨即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白玉兮為鎮”出自屈原《九歌》中的《湘夫人》，毛澤東信手拈來解釋“鎮”字，運用得非常巧妙。1954年10月26日，毛澤東會見即將結束訪華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雙方都談到了一些離別時的感受。毛澤東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兩句詩“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尼赫魯贊賞說：“主席剛才引用的兩句詩，不僅適用於個人，而且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第二句詩特別適用。”1972年9月25日，首次訪華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周恩來的歡迎宴會上，致答詞時說：“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間，日中關系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迷惑，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其中使用了日語“迷惑”一詞，翻譯成中文就是“麻煩”。第二天會談時，周恩來進行了嚴正交涉。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首相。毛澤東說：“不能讓年輕人說‘添了麻煩’，這樣的話不夠分量。在中國，不留意把水濺到婦女的裙子上，才用這個詞。”毛澤東特意將一套裝幀精美的《楚辭集注》贈送給田中角榮。因為在宋玉賦《九辯》中有“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這是“迷惑”一詞的源頭。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楚辭》的掌握和運用已經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從文學創作角度看，屈原作品是中國古代文學浪漫主義表現形式的開端。他用美人香草、望舒巫咸、湘君山鬼等意象或形象，塑造了一個充滿想象、奇妙瑰麗的繽紛世界。毛澤東借鑒了屈原浪漫主義的藝術想象和創作手法，其詩詞中充滿著“屈原”的印記。毛澤東詩詞經常充滿夸張的描寫、浪漫的想象、濃烈的色彩，他筆下的山川草物、花苗魚虫、神仙人物，似乎都被賦予了獨特的個性，氣魄豪壯、激情洋溢﹔形象雄杰、意境高遠﹔思緒飛騰、想象奇絕。毛澤東將自然、宇宙中的一切景象，都納於自己的筆端，使其詩詞作品達到了藝術非凡的浪漫主義境界。毛澤東詩詞中有不少典故、詞語、句式都源於屈原作品，毛澤東善於在自己的詩詞中化用屈原作品的意象。在屈原作品中“九”字出現20多次，如“九天”“九州”“九死”等，毛澤東詩詞中僅“九天”“九派”“九萬裡”的“九”就出現過5次以上。毛澤東詩詞也多處通過設問抒發胸中豪情，如，“誰主沉浮”“黃鶴知何去”“此行何去”“試看天下誰能敵”，顯然借鑒了屈原的《天問》，“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毛澤東的“吳剛捧出桂花酒”，與屈原的“奠桂酒兮椒漿”如出一轍﹔毛澤東“紅雨隨心翻作浪”“截斷巫山雲雨”，與屈原“吾令鳳鳥飛騰兮”“令沅湘兮無波”異曲同工﹔“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化用屈原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則與屈原“登九天兮撫彗星”遙相呼應。毛澤東詩詞巧妙嵌入屈原作品的用詞或意象，但又打破了原詩作中較為悲涼的基調，賦予清新俊朗的思想蘊意，進而大大提升了毛澤東詩詞的藝術境界。

詠屈原：詩意深邃

1961年秋，毛澤東則專門為屈原寫了一首詩《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裡濤。

這首詩最早披露於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3月版）一書。它正式發表於《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收入“副編”，是“根據作者審定的抄件刊印”，沒有見到作者留存的手跡。1961年，毛澤東想起了屈原，讀起了《離騷》，感同於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創作了《七絕·屈原》，借此來抒發自己的情懷。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一書所收錄的李仁藩《千秋一闋 英雄悲歌——〈七絕·屈原〉賞析》一文認為：“它或許也正是毛澤東的生命告白，是毛澤東的革命宣言，是毛澤東和屈原兩個詩壇巨子的穿越數千年時空而共同創立的豐碑！”

“屈子當年賦楚騷”，“楚騷”，指騷體，也具體指屈原創作的《離騷》等作品，首句開門見山地稱頌屈原的人品和詩品。屈原之所以名垂青史，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從政經歷和人生遭遇，更是因為他的藝術才華和光輝詩篇。

“手中握有殺人刀”，“殺人刀”，喻指屈原《離騷》等作品所發揮的戰斗作用。《離騷》是一部自傳體的政治抒情詩，集中反映了屈原悲愴的人生軌跡，以強烈的批判精神和疾惡如仇的態度，痛斥楚懷王身邊那些奸佞小人，表達高尚的人格理想。毛澤東非常喜歡屈原的才華和他的戰斗勇氣，因此稱屈原手中握有殺人刀。這是對屈原作品戰斗威力的高度評價。《離騷》處處表現他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希望聖君賢相推行“美政”﹔同情百姓疾苦，敢於堅持真理，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

“艾蕭太盛椒蘭少”，這是對屈原所處的環境的描述，抨擊了貴族統治的黑暗與腐朽。“艾蕭”即艾蒿，洪興祖《楚辭補注》雲：“蕭艾，賤草，以喻不肖。”這裡比喻奸佞小人。“太盛”指奸佞小人當道。“椒蘭”是指申椒和蘭草，皆為芳香植物，這裡比喻賢德之士。

“一躍沖向萬裡濤”，指屈原在悲憤和絕望中投汨羅江而死，對屈原以死抗爭的不屈精神給以肯定。在毛澤東筆下，屈原已經不是令人悲憫的絕望詩人，而是一個以身殉道的戰士。

全詩僅28字，語言精練簡潔，筆鋒犀利，比喻雖淺顯明白，但詩意深邃。毛澤東在此詩中高度贊揚屈原的愛國精神，把屈原的才華、當時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憤、絕望中的心境精煉和巧妙地作了藝術再現。毛澤東一掃千古詠唱屈原的詩作憂傷悲憤的氣氛，洋溢著雄健豪放的風格特征。本詩不僅體現了毛澤東對屈原的充分肯定，也蘊含了現實政治的價值觀：共產黨人要像屈原那樣，具有不屈不撓的戰斗意志、堅定執著的政治理想、純潔高尚的獨立人格、舍生忘死的獻身精神。（來源：《黨史文苑》2022年第1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