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人工智能國際協同治理機制

當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處於關鍵節點。人工智能迅猛發展，在生成式AI、智能醫療等領域實現突破，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成為各國戰略焦點，呈現高度跨國性與復雜性。同時，數據跨境流動、算法倫理、技術濫用等治理難題凸顯，聯合國相關聲明及算法歧視案例揭示了風險。全球人工智能鴻溝擴大，資源向少數國家集中，多數國家被排除在治理討論外，加劇發展不平衡。這些無不警示國際協同治理面臨緊迫性，需推動人工智能治理的國際合作機制構建，以應對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工智能治理的國際合作取得一定進展，既為技術的全球性發展注入動力，也為應對跨國治理挑戰探索了路徑，形成了多層次、多領域、多形式的合作格局。其一，多邊合作框架初具雛形。在多邊合作方面，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組織積極推動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性框架建設。聯合國主導的多邊機制發布《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等報告，為全球人工智能倫理與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規范依據﹔OECD 和全球人工智能伙伴關系（GPAI）的人工智能政策原則，為人工智能技術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指導。此外，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平台也成為推動人工智能標准化與治理規則的重要場所。一些全球智庫通過研究報告、國際論壇和政策建議，為“AI為全球公共產品”倡議提供理論支撐與行動建議。其二，區域性合作機制逐步深化。區域合作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展現出較強的靈活性和協調性。歐盟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通過《人工智能法案》等立法嘗試，為區域內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提供了制度保障，並將其治理經驗向全球推廣。此外，亞太地區的人工智能合作也在加速，中國與東盟在智慧交通、工業制造等領域的合作取得了顯著成果，推動了區域內人工智能技術的落地與共享。中國與南非、阿聯酋簽署《關於全球生成式模型共享與備案的框架協議》，加強模型共享等方面的技術合作。其三，行業與技術標准制定取得進展。人工智能技術標准的制定和推廣是國際合作的關鍵領域之一，直接關系到全球人工智能產業的協同發展和治理的規范化。近年來，國際標准化組織（ISO）、國際電信聯盟（ITU）以及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等機構在算法透明性、隱私保護、數據安全等方面積極推動標准制定，逐步探索形成具有國際適用性的技術規范。此外，跨國企業和研究機構通過設立全球性行業聯盟，在技術研發、應用合作及政策倡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為國際合作注入了新動能。其四，雙邊合作呈現多樣化發展。雙邊合作是人工智能國際合作的重要補充形式，不同國家間在人工智能研究、技術應用和倫理規范方面開展了廣泛且多樣化的合作。例如，中歐圍繞數據治理和自動駕駛技術展開了深入交流，中美在學術研究領域的合作一度非常活躍。這些合作為技術創新和政策協調注入了動力。

盡管當前國際社會在人工智能治理領域的合作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實際運行中仍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不僅制約了國際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也影響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機制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首先，治理規則碎片化，全球協同性不足。當前，國際社會在人工智能治理規則的制定上呈現出多元化特征，但缺乏統一性與協調性。不同國家和地區根據自身技術發展水平、產業布局以及安全考量，制定了各自的人工智能政策與標准。例如，歐盟率先推進《人工智能法案》的立法進程，美國則強調通過市場主導推動技術創新。這種區域間規則的不一致性導致人工智能治理呈現出碎片化局面，不僅增加了跨國企業的合規成本，也削弱了全球合作的協同性。

其次，技術與數據壁壘加深，合作基礎受限。人工智能技術與數據流動的跨國性特點要求全球范圍內的開放與共享，但現實中，各國基於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考量，頻繁採取技術出口管制、數據本地化等措施，逐步加劇了技術與數據壁壘。部分國家對關鍵人工智能技術實施嚴格的出口限制，削弱了技術擴散和能力共享的可能性﹔而數據跨境流動的政策分歧，進一步阻礙了全球人工智能生態的互聯互通。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合作的基礎被削弱，全球技術和數據資源的優化配置難以實現。

再次，發展中國家參與度不足，合作公平性受限。人工智能國際合作的主導權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少數跨國企業，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技術研發、資金投入以及規則制定中的參與度明顯不足。這種不平衡不僅使得發展中國家難以從技術合作中獲取應有的利益，還使得全球范圍內的人工智能治理缺乏包容性和代表性。發展中國家在合作中的“邊緣化”現象，既是全球技術差距的體現，也進一步放大了全球數字鴻溝。

最后，倫理與價值觀分歧增多，合作信任缺失。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倫理與價值觀問題日益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但各國在文化背景、社會制度和政策目標上的差異，導致在倫理規范和價值取向上難以達成一致。在算法公平性、隱私保護以及技術濫用等敏感問題上，部分國家更傾向於強調個人權利與自由，而另一些國家則更關注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這種分歧加劇了國際社會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信任赤字，也使得相關合作的推進更為復雜。

人工智能國際合作中面臨的碎片化、壁壘加深、發展不均與價值分歧等問題，既有深刻的技術經濟背景，也與國際政治格局、制度安排和治理理念密切相關。

全球治理體系對新興技術的適應性不足。人工智能作為新興技術，其跨領域、跨國界的特性對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提出了巨大挑戰。然而，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總體上仍以傳統議題為主，缺乏對新興技術的快速響應機制和靈活的協調能力。現有的人工智能治理國際規則和多邊機構在制定統一標准、協調利益訴求方面進展緩慢，導致治理規則滯后於技術發展。此外，現有的多邊合作框架更傾向於“原則性指導”，缺乏強制性約束和具體實施路徑，難以有效應對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復雜問題。這種適應性不足直接導致了治理規則的碎片化和全球協同性的缺乏。

國家利益與技術競爭的深度博弈。人工智能作為未來科技競爭和經濟發展的戰略制高點，已經成為各國追逐技術優勢的重要領域。一方面，各國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戰略意義高度重視，普遍採取技術保護主義政策，以保障自身在全球技術競爭中的主導地位。在關鍵技術出口、數據跨境流動等問題上，部分技術領先國家基於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考量，強化技術壁壘和數據管控，直接削弱了國際合作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極高附加值使得國家間技術競爭日益加劇，合作與競爭的雙重關系使得一些國家對國際合作持保留態度，難以形成真正的合作共識。這種競爭性博弈是技術與數據壁壘加深的重要根源。

發展不平衡與文化價值差異的長期積累。人工智能國際合作中“發展鴻溝”和“價值觀分歧”的問題，根源在於全球長期存在的技術發展不平衡與文化制度差異。發達國家憑借技術、資金和市場優勢佔據國際合作的主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能力、經濟實力和制度安排上相對薄弱，無法充分參與技術研發和規則制定，導致國際合作公平性和包容性不足。與此同時，不同國家在社會文化、政策目標和價值觀念上的差異，使得在隱私保護、算法公平性、倫理規范等關鍵議題上難以形成一致意見。這種差異加劇了國際社會在人工智能合作中的信任赤字，進一步影響了治理的協調性與有效性。

針對人工智能治理國際合作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國際社會需要進一步加強機制創新和政策協調，推動人工智能治理走向更加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

加強多邊合作機制建設，推動全球規則統一。國際社會應充分發揮聯合國、OECD、世界經濟論壇等多邊平台的作用，加快構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人工智能治理規則。在此過程中，加緊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准則，構建技術監測、風險預警、應急響應體系，重點制定涵蓋算法透明性、隱私保護、倫理約束等領域的全球性標准和規范，提升規則的執行力和約束力。通過建立協調機制，減少不同區域和國家間規則的沖突，推動全球治理框架的統一化和系統化，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推動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

推動技術與數據開放共享，降低國際壁壘。強化國際的技術交流與數據共享機制，建立覆蓋關鍵技術的全球開放合作網絡，為人工智能技術的跨國流動提供制度保障。各國應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合理放寬技術出口限制和數據跨境流動的管控，推動全球人工智能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通過設立國際技術合作基金，支持跨國企業和研究機構在技術研發和應用領域開展深度合作，共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能力。

提升發展中國家參與度，促進合作的包容性。國際社會應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支持力度，幫助其提升人工智能技術能力和治理水平。通過國際合作，以援助項目、技術轉移、人才培養計劃等形式，縮小技術鴻溝，增強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合作中的話語權。發展中國家有權平等參與模型訓練、評估與流通規則制定。在規則制定過程中，應充分聽取發展中國家的意見和訴求，確保全球治理框架的公平性與包容性，避免人工智能發展進一步加劇全球不平等。

建立跨文化對話機制，彌合倫理與價值觀分歧。針對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倫理與價值觀差異，國際社會應通過加強跨文化交流與對話，探索形成兼顧多樣性與普適性的倫理規范。依托國際組織和學術機構，搭建全球倫理研究和交流平台，推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利益相關方達成共識。通過試點合作項目，在實踐中驗証並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倫理原則，逐步推動價值觀念的趨同與互信的建立。促進技術創新與防范社會風險間建立動態平衡，確保技術發展符合“向善可控”的價值導向。

（作者系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