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為今用的“工具書” 

毛澤東自幼就喜愛讀《水滸》，直到1975年，因患眼疾不能看書了，與身邊同志談到《水滸》時，他還侃侃而談。他熟悉《水滸傳》的各家版本，毛澤東閱讀《水滸》遠遠超出文學欣賞。 他通過對原著內容的提煉和升華，將其精髓融入時代變革，讓這部描寫古代農民起義的作品，在中國革命中發揮出罕見的古為今用的效果。在毛澤東眼裡，《水滸》不僅是一部小說，他從中讀出革命道理，讀出哲學思維，讀出政治思想，還把它當作反面教材，讀出歷史的邏輯。

革命眼光看《水滸》

毛澤東讀私塾時，《水滸傳》被塾師視為“壞書”，他只能偷偷摸摸地讀。這本書對他“影響很大，因為是在最容易接受的年齡裡讀的”。1906 年，毛澤東曾一度輟學務農，但他還是繼續讀書。“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裡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和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於這些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后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是讓農民替他們種田。”這個想法同他的農家生活有密切關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開。

《水滸傳》描繪的根本史實就是“官逼民反”，這是毛澤東看重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方面。1917年中秋，湖南一師同學聚會，討論救國之道。有人主張從政，有人提出從教。毛澤東認為，前者需要金錢與關系，后者耗時太久。別人問他的辦法，他徑直回答：“學梁山泊好漢。”

在延安時，毛澤東看了根據《水滸》改編的京劇《逼上梁山》之后，寫信給楊紹萱、齊燕銘兩位編劇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

毛澤東常把逼上梁山的故事與他一生的革命事業聯系在一 起。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大”作報告時說：“《水滸》 裡面講的梁山好漢，都是逼上梁山的。我們現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擊。”1938年5月3日，毛澤東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隊講話時說：“我們被逼上梁山，所謂官逼民反，井岡山，鄂豫皖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並且來了游擊隊。”1939年12月21日，在慶祝斯大林六十誕辰大會時，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重慶談判期間，他回擊陳立夫：“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1964 年1月，毛澤東同美國友人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談話時說：“革命家是怎樣造就出來的呢？ 他們不是開始就成為革命者的，他們是被反動派逼出來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個小學教員，我是被逼迫成這樣的。反動派殺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滸傳》的故事做了一個基本總結：“每個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新中國成立后，在很多外交場合，毛澤東反復宣傳他的“逼上梁山”論。1960年5月，毛澤東同亞非拉朋友談話時說：“我是當小學教員的，我沒有准備拿槍去打仗，后來蔣介石不許我活了，不許人民活了，我們就拿起槍杆子了。”1966年6月10日，他曾對越南領袖胡志明現身說法：“我這個人是逼上梁山的。 以前我沒有准備打仗，是教小學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哲學眼光看《水滸》

《水滸》雖然是一部小說，但其中有許多唯物論和辯証法的思想，有很多唯物辯証法的事例。毛澤東曾說：“《三國》《水滸》這些好書至少要讀他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義式的描寫，而要研究故事裡的辯証法。”這也是毛澤東讀《水滸》的一大特色。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一直非常重視和關注農村工作和農民問題。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為了說明現實的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他在講課中反復用地主階級和農民的關系來闡明傳統中國的政治結構。他認為封建社會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義運動代表的都是農民階級利益，他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他以《水滸》為例：“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終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無產階級利益，不容於現實社會，遂致失敗。”這裡講的“無產階級利益”即為農民利益， 因為毛澤東在當時的表述中對無產階級利益和農民利益還沒有加以區分。毛澤東認為，他們雖然失敗了，卻促成了朝代的更換，歷史的變遷。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用《水滸》故事來印証和闡發他的歷史唯物主義史觀。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論述“戰略退卻”的時候，毛澤東引用了《水滸》第八回“柴進門招天下客，林沖棒打洪教頭”的故事：“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三打祝家庄”是《水滸傳》最精彩的故事情節之一，毛澤東很喜歡這段故事，多次發表評論並宣傳它的意義。幾次評論，都著重談到它在解決矛盾問題上的方法論意義。1937年寫《矛盾論》時，他在討論“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三打祝家庄” 的故事，將其上升到哲學高度來理解和評價：“《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庄，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裡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証法的事例，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個。”1942年11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講到革命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時，毛澤東談到統一戰線，談到要善於採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爭策略，又說起“三打祝家庄”。他認為單單採取合法斗爭不行，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我們打敵人如此，敵人對我們也是如此。1959年，為了克服“大躍進”期間犯的主觀主義錯誤，他在鄭州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再次講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一打”時石秀探庄解決了道路問題﹔“二打”時拆散三庄聯盟，結成了統一戰線問題﹔“三打”時孫立假裝投降，解決了內部斗爭問題。由此引申出來的現實要求是： 糾正“大躍進”在工作方法上的失誤，要從調查研究入手去解決，要讓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

政治眼光看《水滸》

毛澤東特別注重《水滸》的一些細節和情節描繪，善於把握人物性格，分析梁山好漢在組織、政策、戰略、戰術以及人員構成諸方面的特征，從而有意識地引申出一些具體的經驗教訓，來幫助判斷和解決現實問題。

1930年5月，針對紅軍指揮員中有《水滸》裡李逵式的人物，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那些李逵式的官長，看見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頓。結果，犯事人不服， 鬧出許多糾紛，領導者的威信也喪失干淨，這不是紅軍裡常見的嗎？”

1949年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談到要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不要害怕刺激敵人時，毛澤東指出：“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現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鬆。在武鬆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薄一波曾有過這樣一段回憶：“我就聽過毛澤東同志介紹說：《水滸傳》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佔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后匯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他從這裡引申出我們領導革命也要從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到消滅山頭，克服山頭主義。”

1957年3月，在濟南和南京的干部會議上，為了提倡領導干部繼續發揚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和拼命精神，毛澤東說：“什麼叫拼命？《水滸傳》中有那麼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拼命’。我們從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在講到現 在有的干部為爭名奪利，評級時竟鬧得痛哭流涕時，他又講到水滸戲：“有一出戲，叫《林沖夜奔》，唱詞裡說：‘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傷心處。’我們現在有些同志，他們是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評級時。”

魯迅曾在《三閑集 · 流氓的變遷》 一文中寫道：“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 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 才。” 1973年末，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說：“《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后來接受了招安。”在武漢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也提到《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毛澤東與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對《水滸》的觀點是頗為一致的。

1975年8月3日，毛澤東對蘆荻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傳》中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這是歷史的必然。早在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就已指出：“只是由於當時還 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是毛澤東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概括。

（來源：《月讀》2025年第7期，作者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原教授、副院長，現韶山干部學院外請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