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播火者”

今年是郭大力誕辰120周年。郭大力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翻譯家、教育家，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首批學部委員。他用畢生精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堪稱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播火者”，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1938年他與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第1至3卷全譯本的出版，不僅是我國翻譯史和出版史上的光輝一頁，更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澤東曾閱讀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全譯本《資本論》並作了大量批注。習近平總書記在延安梁家河插隊時，就閱讀過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他特別推崇這個譯本，並稱贊“兩位翻譯家同時也是社會學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譯和介紹馬克思主義著作到中國來”。

《資本論》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問世

《資本論》中文全譯本的出版和在中國傳播，大致分為幾個階段。

一是早期譯介階段。李大釗和陳獨秀1919年和1920年在《新青年》介紹馬克思主義，為《資本論》的翻譯奠定了基礎﹔郭沫若在20世紀20年代翻譯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一些篇章，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藝術的真實》等。

二是《資本論》部分卷次和篇章翻譯出版階段。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人是陳啟修。1930年3月，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由上海昆侖書店出版，這是中國出版的最早的一個《資本論》中文譯本，但限於條件，沒有能夠繼續出版。隨后，潘冬舟、侯外廬、王思華、吳半農、千家駒等人也對《資本論》的一些篇章進行過較為系統的翻譯。

三是《資本論》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誕生。1928年1月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巧遇王亞南決定合作翻譯《資本論》，歷經十余年，1938年8月至9月由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其間郭大力歷經病痛的折磨、貧窮的困擾、戰火的洗劫，終將馬克思的這部200余萬字的皇皇巨著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四是對《資本論》進行校訂、修訂以及《剩余價值學說史》出版階段。《資本論》全譯本出版之后，郭大力抱著對事業極端認真負責的態度，逐字逐句地進行核對、校訂，更正1700余處。隨后，在1953年至1954年、1963年至1966年又作了兩次全面修訂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使之日臻完善。在翻譯和校訂《資本論》間隙，郭大力於1939年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資本論〉通信集》，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上海實踐出版社又出版了郭大力翻譯的《剩余價值學說史》。

五是中央編譯局對《資本論》的修訂和譯校階段。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編譯工作，中央編譯局成立后對《資本論》進行了多次修訂和譯校。

1938年郭大力與王亞南合作完成的《資本論》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也是1974年中央編譯局譯本面世之前中國唯一的全譯本。全譯本《資本論》不僅沒有因時代發展而湮沒，相反，更加綻放出絢爛的光芒。

第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資本論》的問世讓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國，對於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發揮了巨大作用。《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作為“工人階級的聖經”的《資本論》的立場就是共產黨人的階級立場，“以人民為中心”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取向﹔《資本論》中蘊含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指導我國現代化事業發展的方法論﹔《資本論》所闡述的基本原理依然沒有過時，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時代價值。

第二，《資本論》中體現出的准確范疇、科學原理等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奠定了基礎。《資本論》全譯本問世之后，商品和貨幣、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商品拜物教、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勞動力價值與價格、資本和資本積累、資本的價值構成和技術構成、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社會總資本的簡單和擴大再生產、生產價格和平均利潤、信用和股份公司、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等經濟學概念以及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資本積累論、資本循環和周轉理論、社會總資本的簡單和擴大再生產理論、價值轉型理論、信用理論、股份公司理論等范疇和理論深入人心，既符合馬克思原意又適應中國特殊語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種子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結出了累累碩果，讓無數的后來者感受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偉力和魅力，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第三，郭大力翻譯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著作為中國學者研究西方經濟思想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翻譯好《資本論》，郭大力獨自或與他人翻譯了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經典著作，如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朗格的《唯物論史》、伊利的《經濟學大綱》、約翰·穆勒的《自傳》和《經濟學原理》、洛貝爾圖斯的《生產過剩與恐慌》、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斯坦勒·耶方斯的《經濟學理論》、魯連德的《英國法西主義》等。同時郭大力還出版了《西洋經濟思想》和《凱因斯批判》，對於今天研究西方經濟思想史仍然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

第四，郭大力和王亞南留下的不僅僅是中文全譯本《資本論》及大量的外國經濟名著，更為重要的是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一是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郭大力曾說：“我譯這部書，並不是因為我已經很理解它，也不是因為我已經有了翻譯的能力。1928年，國民黨背叛了革命，紅色政權已在江西建立。當時我隻覺得一點：有革命的需要。”“有革命的需要”昭示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對革命的無限向往、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也成為郭大力獻身革命事業的源動力。他不圖名利，甘願蝸居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從事心中的崇高事業，體現出他的學術定力。他不顧家人反對，冒著生命危險，隻身從贛南輾轉廣州、香港，到達上海，夜以繼日地趕譯《資本論》，並負責統稿和校訂﹔回贛南路上在粵北大庾嶺不幸遭遇土匪，臨危不懼、斗智斗勇，終得脫身。十年心血，寒來暑往，“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彌天。萬裡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二是極端嚴謹的治學態度。1938年《資本論》出版之后，郭大力隨即對照原文逐字逐句核對、校訂，以《〈資本論〉補遺勘誤》出版，隨同《資本論》一同發行。新中國成立后，又對其進行兩次校訂和全面修訂。《資本論》3卷出版后，他又著手翻譯120余萬字的《剩余價值學說史》，1949年正式出版，並於1976年完成了重譯工作。三是為了崇高事業而犧牲一切的奮斗精神。郭大力一生追求的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崇高事業，他雖然有業余愛好，喜歡美術、酷愛音樂，但是為了翻譯《資本論》，都予以割舍。他說：“做這工作（指文稿）就是我最大的快樂，我還要什麼文娛活動呢？”直到郭大力去世的當天上午，他依然在工作，中午還在談論未來准備寫作介紹《資本論》和《剩余價值學說史》的專著。從1928年著手翻譯《資本論》到1976年《剩余價值學說史》重譯本完成，整整48年時間，真可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致力於《資本論》的闡釋和通俗化

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資本論》的闡釋和通俗化。馬克思說過：“本書第一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馬克思在1867年致路德維希·庫格曼的信中也提到：“請告訴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讀我的書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協作、分工和機器》，再就是《原始積累》。不明白的術語，您務必向她解釋。如果還有疑問，我可以為你們效勞。”中國的初學者當然面臨同樣的問題。因此，要對《資本論》進行既精准又通俗的解釋難度極大，翻譯是一種創造，解讀也是一種創造。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郭大力調入中共中央黨校，負責講授《資本論》等課程，其記錄稿經整理之后，先在黨校內部使用，197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為《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對於廣大干部學習和理解《資本論》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學者指出，“郭大力是國內第一個把三卷《資本論》解說完畢的人”。這部著作有一些突出特點。一是既簡明扼要又精准闡釋《資本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特別是疑點和難點。馬克思的原著有200多萬字，郭大力用了16萬多字就解釋了三卷《資本論》，經濟學家胡培兆稱贊該書“內容有提要，重點有交代，難處有解釋，主次分明，詳略得當”。寥寥數語講得明明白白，讀后有通透之感。可見，沒有對《資本論》的精深研究和總體把握，沒有深厚的學術積澱和功底是不可能把《資本論》從厚寫到薄的。二是沒有局限於個別詞句本身，而是立足《資本論》整體來把握一些重點概念和原理。比如，如何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講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是學術界一直關注的問題，且針對分配關系問題有一些爭論。郭大力提出應該這樣理解這句話：“《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包括它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他結合整個《資本論》的內容，提出“馬克思在這裡隻提到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沒有說到分配關系。這是不是說馬克思沒有把分配關系包括在研究對象以內呢？當然不是。我們已經說過，《資本論》第一卷研究了社會產品如何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間進行分配的問題，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隨著資本的積累，工人階級愈來愈貧困。同時，《資本論》第三卷又專門研究了剩余價值怎樣在剝削階級內部進行分配的問題。顯然，馬克思並沒有忽略分配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一面而已’。又說‘確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上已經決定的各種生產關系的表現’。所以，為什麼馬克思在這裡不提到分配關系，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隻停留於字面意義，隻停留於個別章節，無論如何不會有如此深刻的體會。三是採取比較的方法研究問題。比如，他在闡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時，就與資產階級學者的觀點進行比較。他指出，馬克思“在研究價值的時候，是把價值當作商品的一個因素來分析的。有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也分析價值，但他們是把價值當作一個概念來分析”。四是使用考証法。比如，價值對象性是一個極其抽象的范疇，郭大力經過語義的考証，將其解釋得十分清晰。“‘對象性’這個名詞，按德文原意，本來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客觀存在或現實性的意思，另一方面是物質性的意思。”他還指出商品的價值對象性，“英文譯本為商品價值的現實性，俄文譯本簡潔地譯為商品的價值”。五是聯系實際。郭大力在闡釋《資本論》的基本原理時，密切聯系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他在闡述了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原理之后，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也需要積累。沒有積累，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的”。“《資本論》當然是一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著作，但是應當承認，馬克思在這部著作裡，同時給我們指出了一些原理，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社會主義經濟和從事社會主義建設，或者說在這一方面也給予了我們很多重要的啟示。”再比如，他在闡釋了馬克思的地租理論之后，深刻指出：“要使農業生產不斷迅速地發展，以適應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還必須把農業生產力從小生產的束縛下逐步解放出來。”今天看來，依然具有現實意義。郭大力在1951年還出版了《〈帝國主義論〉講解》，深入淺出地闡釋列寧分析帝國主義的方法論以及《帝國主義論》的主要內容，幫助讀者深入地理解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堅持和發展，對於廣大干部學習列寧的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重要著作。

除此之外，郭大力一生獨立或與他人合譯了17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國外其他經典名著，在每一部譯著中都撰有或長或短的譯序或譯跋，精要地闡述翻譯的原因和過程、出版情況、著者簡歷、在學術史上的貢獻以及對錯誤觀點的批判等，脈絡清晰、語言精准，這些都是極其寶貴的學術史料，有助於更為深入地學習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運用《資本論》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分析中國的現實問題

主張學以致用，是郭大力治學的重要思想，在翻譯、闡釋經典著作的同時，他運用《資本論》中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分析中國的現實問題。

一是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大工業。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郭大力就從生產發展的一般規律，從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証關系原理，從中國實際出發，邏輯性地推論出要迎頭趕上發達國家，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大工業。他的論証邏輯是：“生產發展的目的，最后在改善人民生活”，要滿足這一目的，就需要提高勞動生產力。要提高勞動生產力，就需要發展大工業和大農業。“我們的目的，不要在已有的生產力水准上，單純謀生產單位的增加和生產量的增加。”“我們要提高生產力的水准。在工業的場合，是使手工業變為機械大工業，在農業的場合，是使小農業變為大農業。”如何提高工業勞動生產力呢？亞當·斯密更為強調分工的作用，郭大力則強調機械的作用。他認為，第一位的應該是機械的發明和應用。“機械是生產力增進上一個和分工相獨立的原因。隻有機械的採用，能使手工業和現代大工業區別開來。”第二位的是分工。“制造業分工使工作簡單化，工具專門化。”“生產力這種增進的原因是機械。分工不過增進勞動者的熟練，機械卻使這種熟練成為不必要的。”“制造業遲早會奪去手工業的市場，使手工業的生產物必須以它本身價值以下的價格售賣，從而，使手工業者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掙扎期間之后歸於淘汰。以機械生產的工廠，也會使以分工為主要方法的制造廠，無法在市場上維持長久的競爭。”以此邏輯，他進一步推論出：“制造業依照發展的趨勢，固然會進步為大工業，在已有大工業的壓力下，也必須過渡為大工業。制造廠必須改組為工廠，制造業者必須轉型，以代表更進步的力量。”由此，郭大力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就是我們在發展生產力上不能走英國等發達國家走過的從手工業階段經過制造階段再過渡到機械工業的自然道路。“我們不能循由這所謂自然道路，必須飛躍，而不能等待。”我國要迎頭趕上，必須發展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大工業。

郭大力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辯証關系原理，進一步論証，要發展大工業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一方面，他用洋務運動失敗的事實說明，在封建制度下，通過引進技術是不能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另一方面，他又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雖然是機械生產的發祥地，但它的結局上，必然成為機械發展的限制”。在中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他以嚴密的論証得出結論：“與機械生產真正相容的生產關系，……就是社會主義。”從這些嚴密的邏輯可以看出，郭大力始終保持著理論上的清醒。

二是提出科學建設和科學勞動等一系列問題。郭大力認為，科學建設有兩種含義：“第一是用科學建設，第二是建設科學。”為什麼要推動科學建設，因為“科學的用處，就在於使我們知道世界及其各構成部分的真正性質，使我們知道世界及其各構成部分的運動法則”。科學可以“幫助人類，指導人類，去從事生產的發展”。科學的幫助體現在兩點：“科學使我們認識種種自然性質的力量時，它就創造了勞動的生產力。原來不能生產的，將能生產出來。”“科學供給種種新的技術和設置時，它就增加了勞動的生產力，原來要用多量勞動生產的，只要用少量勞動就能生產出來。”就科學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而言，郭大力指出：“生產的種類擴大了”“生產的過程加速了”“生產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生產的量增大了”“生產所受的限制減小了”。而要推動科學建設，必須遵從科學方法。這就是“客觀的態度，方法的處理，民主的精神”。因為“隻有客觀的態度，可以使個人的好惡不再成為是非的標准﹔隻有方法的處理，可以使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的浪費減少﹔隻有民主的精神，可以使全體人參加人類自己的事業”。關於如何建設科學，他提出兩種辦法：“第一，是使科學的研究深化﹔第二，是使科學的研究普及化。前者是在科學的深度上謀增加……后者是在科學知識的廣度上謀增加。我們要使人民大眾有科學知識，要使人民大眾有研究科學的機會。”進而，他批駁了曾經十分流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因為所謂西學，“就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學”。“所謂‘中學’，實際不是任何科學，而只是中國千余年來保留著的政治倫理制度”，“就是指一個陳舊的黑暗的專制的封建的政治倫理制度全部，那在根本上就是反對科學，反對科學發展所必要的地盤的”。其結論就是，必須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當時那個年代，需要大無畏的革命斗爭精神，郭大力的這些觀點是投向舊制度的匕首，直指其心臟，更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

三是分析中國農村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郭大力系統剖析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剝削形式，分析自耕農、佃農、日佣勞動者，分析地租與蓄積、高利貸與利息、商業資本與商業利潤、增產與大農業。他提出，發展農村，關鍵還是要從改變生產的條件開始。

四是提出民生工業與國防工業共同發展。他指出，要高度重視國防工業，因為“在民族生存競爭不論採取何種形態均尚以武力競爭為最后一著時，誰能否認國防的重要呢？……美麗的工業建設計劃，是必須有精密的國防建設計劃相輔而行的”。郭大力對國防工業和民生工業給予嚴格的界定。他指出：“國防工業是生產一切直接與國防有關的軍用品的工業。”“民生工業則生產人民直接需用或者間接需用的各種物品。”二者的不同體現在：其一，經營原則不同。一般的民生工業要按照市場原則生產和經營，國內短缺可以通過貿易來彌補﹔國防工業則必須國家自給。“一個極愚鈍的人，也知道完全仰賴於國防必需的供給於外國，是不行的。莫說戰爭的爆發可以阻斷軍用品從外國來的供給﹔國際關系的變化，也常常使這種供給，成為不能信賴的。”民生工業採取民營形態，國防工業要由國家去經營。其二，“民生工業，即令是國家直接經營，也必須做到能由生產自身維持﹔嚴格的國防工業，即令是由私人經營，也必須賴國家的歲入來支持”。他批判把國防工業與民生工業對立起來的觀點，指出“把國防工業和民生工業完全對立起來的看法，並不是確當的。就拿嚴格的軍火工業來說，誰能說軍火工業能與鋼鐵工業相獨立呢？誰能說軍火工業與機器工業相獨立呢？誰能說軍火工業能與礦業相獨立呢？誰能說軍火工業能與化學工業相獨立呢？國防工業是不能沒有材料，沒有工具和機械的”。“民生工業與國防工業是不能截然割分開來的。這不僅是因為民生工業的一部分實際就是國防工業，也不僅因為沒有健全的民生工業，就不能有健全的國防工業，並且因為一切平時為人民生計生產物品的部門，一到戰事，可以盡可能改用來生產國防需用品。”這些觀點對於今天軍民融合發展依然有現實意義。

郭大力為我們留下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上，我們要繼承和弘揚他一生勇於追求真理的精神、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淡泊名利的超然境界。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