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的起源

廣義來說，從考古學誕生開始，就有了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后，就寫了一本書《中華遠古之文化》，把中華文化的源頭追溯至仰韶文化。而從國家起源的角度講文明起源，大約開始於二十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形成討論熱潮。

夏鼐先生在他1985年出版的《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中國文明起源於大約距今4000年，這個時間比此前學術界一般認為的晚商時期提前了好幾百年。夏鼐先生說，如果殷墟或者商代晚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那就好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長著白胡子。1985年前后，中國各地有了不少重要考古新發現，尤其是西遼河流域有了遼寧東山嘴、牛河梁等重要發現。蘇秉琦先生根據這些新發現，提出距今5000多年的紅山文化晚期就開始文明起源。稍后我的老師嚴文明先生提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要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這又往前推了幾百年。蘇秉琦先生后來又提出，中華文明起源於距今6000年、8000年，甚至萬年前。二十一世紀初開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前十幾年主要由王巍和趙輝先生負責，至2018年工程第四期結項時，提出距今5800年前后有了文明起源。而馮時先生則認為，中國擁有至少8000年未曾中斷的文明史，起源自然就應當更早。

8000年前：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我主張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三個階段分開，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其中僅文明起源階段就長達3000多年。

中華文明是農業文明，世界上所有的原生文明都是農業文明。從考古發現來看，中國農業起源於距今1萬年前，南方有水稻、北方有小米，這和西亞農業起源的時間基本一致。距今8000多年前，中國農業得到了較大發展，大江南北初步形成了“南稻北粟”二元農業體系，南方種兩種水稻（大米）：粳稻、籼稻﹔北方種兩種小米：黍和粟。到距今約6000年，農業已經成為主體，並形成真正的農業社會。之前雖然有農業，但那時先民吃的食物主要還是來自狩獵、採集，自距今6000年以后則以糧食為主。距今約5000年，中國農業家畜的情況復雜起來，從西方陸續傳入綿羊、黃牛，更晚還傳入小麥。農業的起源和發展節奏，正好可以和文明化的節奏對應起來：8000多年前農業初步發展，文明起源邁開第一步﹔6000年前農業成為主體，文明起源邁開第二步﹔5000多年前農業復雜化，文明社會正式形成。

下面我們就用考古學的証據，先討論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距今8000多年的時候，考古學上稱之為新石器時代中期，當時中國的中東部有不少新石器時代文化，形成了四個文化區或四個文化系統，其中位於現在河南省的裴李崗文化相對發達，地理位置居中，既可輻射八方也能海納百川。在裴李崗文化的聯系和帶動之下，距今8000年前后中國大部分地區文化初步交融形成了一個相對的文化共同體。

這時候人們的思想觀念很不一般。以屬於裴李崗文化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為例，墓葬隨葬的龜甲裡面放有石子，發掘者張居中先生等認為這裡曾經有過龜卜，龜卜屬於數卜。八卦、周易也都是數卜。也就是說數卜在8000多年前即已出現。賈湖有好幾座墓葬裡放了八副龜甲，傳說中八卦最早就是八副。龜甲的特點是背甲圓穹、腹甲方平，正可象征“天圓地方”。用龜甲佔卜說明當時的人可能已有了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漢代前后就有以龜甲象征天地的文獻記載。有些龜甲上還刻有一些符號，馮時先生將其中一個像眼睛的符號跟彝文做對比，認為是吉祥的意思。推測部分符號表示的是佔卜結果，這與后世的殷墟甲骨文有相似之處。

賈湖遺址還出土了骨叉形器和骨尺形器，有人認為它們其實就是上古的規和矩，漢代墓葬裡面就常見女媧、伏羲手執規、矩的圖像。古人以規矩來規劃天地、觀象授時。我們知道8000年前中國農業已經初步發展，發展農業最需要精准的農時，播種出現時間偏差就會影響收成，這隻有觀測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間諺語說“二月二，龍抬頭”，指的就是東方的龍角星在地平線升起的時刻，是華北地區開始春耕播種的時節，也是傳說中伏羲、女媧的誕辰日。

賈湖遺址出土了幾十把骨笛，多數為七孔，可以演奏宮商角徵羽五聲曲調。但也有人認為這不是笛子而是天文學儀器律管，古人用它來以吹灰法定節氣。裴李崗文化有很多種陶壺，壺口很小，應該是裝酒的，科技檢測也証明裡面裝過酒，這些酒的主要功能應該是祭祀。對於古人來說，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天地山川祖先，周人就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中祀天是中國古代最高的祭祀禮儀，裡面蘊藏著先民一整套的宇宙觀。

裴李崗文化先民實行土葬，重視尸骨長存，體現“入土為安”的喪葬觀念，仰身直肢葬伸展的姿態和較長墓坑，像是逝者的“永久居所”。裴李崗文化等的墓葬排列非常整齊，可能按輩分、性別等進行排列，說明當時的現實社會也已經具有了相當的秩序，墓地構建了一個貫穿生死的社會大秩序。這就是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族葬”“族墓地”的起源，也是強烈的祖先崇拜觀念的反映，是中華先民重視親情人倫的體現。這些墓地使用一二百年甚至數百年之久，是先民心心念念的“祖墳”，體現出早熟的歷史記憶傳統。中華民族后來特別重視歷史，有很好的歷史文獻記載，自然也就不奇怪了。土葬族葬、仰身直肢葬等，和同時期西亞流行的天葬、火葬、居室葬、屈肢葬等有很大不同。

賈湖墓葬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考古人員發現，較大的墓葬隨葬器物多達60件，包括龜甲、骨規、骨笛等特殊物品。這些應該都不是財富的象征，而是跟墓主人巫覡身份相關的器具。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大墓的主人基本都是成年男性。一般認為新石器時代中期是母系氏族社會，但賈湖墓葬讓我們看到當時掌握祭祀大權的是男性，這是否說明8000多年前當地已經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傳說中中華先祖伏羲別婚立制、鼎定婚姻，這與賈湖墓葬呈現的情況是有所吻合的。

除了裴李崗文化，黃河流域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現象。陝西和甘肅的白家文化，也叫大地灣一期文化，時間上限比裴李崗文化晚不少，可能是裴李崗文化西進並融合當地文化傳統形成。白家文化有中國西部最早的彩陶，主要畫在缽裡面，都是些有特殊含義的符號，類似於賈湖龜甲上的刻符，推測這些彩陶器可能與祭祀有關。白家文化，還有海岱地區的后李文化，也都有和裴李崗文化一樣的土葬族葬墓地。

令人驚奇的是，錢塘江流域距今9000年前后的上山文化顯得頗為早熟，許多陶器表面涂有一層紅色的陶衣，如同上了釉一般十分精美，這裡還有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上面有含義深邃的彩繪符號。其中義烏橋頭遺址的彩陶符號最多，有一件陶罐上有對稱的四個符號，每個符號上下六畫，跟《周易》的陰陽爻卦畫幾乎完全一樣，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八卦卦畫符號。經測試分析，上山文化陶壺裡也曾裝過酒，應當也與祭祀有關。

我們前面講到賈湖遺址有數卜習俗，但沒有八卦符號，在橋頭遺址終於看到了八卦符號，但不見龜甲。無論如何，它們承載的精神文化信息是相通的，也說明伏羲創作八卦的傳說可能有真實歷史背景。關於八卦數卜，我們還可以看看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蕭山跨湖橋遺址，該遺址出土的一些鹿角或者木棒上面也有六畫一組的符號，但和陰陽爻卦畫有所不同。類似的符號在商周青銅器上早有發現，早年北京大學的張政烺先生破譯了這類符號，認為是易卦的數字卦象符號。跨湖橋的數字卦象符號能與橋頭的卦畫符號聯系起來，也能夠與賈湖龜甲聯系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史前數卜的大系統。

湖南洪江高廟遺址位於洞庭湖西南，距今約七八千年，發現了大型祭祀場和精美的白陶祭器。有的白陶上的圖案像一個人形，頭中心是凹邊四邊形、外面是八角星紋、再外面是圓形，凹邊四邊形可能象征天極，八角星紋可能象征四方五位、八方九宮，加上外面的圓形，有可能是“天圓地方”觀念的體現。八角星紋在古代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甚至到了漢代式盤上仍舊保留其基本圖案。我推測白陶上的這個人形圖案可能是古人心目中“天”的形象，表明七八千年前中華先民就出現了敬天觀念和祀天行為。高廟白陶上還有一種很神秘的大口獠牙圖案，帶兩個翅膀，發掘者賀剛先生認為這是飛龍，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意，我覺得有道理。這個圖案后來傳到良渚文化、石峁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甚至商周青銅器上的所謂獸面紋、饕餮紋，本質上都是源自這種龍紋。除了飛龍，還有托舉飛龍、八角形紋、太陽等展翅欲飛的鳳鳥圖案。飛龍、飛鳳圖案兩側往往有高塔一樣的形象，我認為很可能是天梯或通天神廟。在遺址上也確實發現了幾個特別大的柱洞，發掘者認為這裡曾經建有很高的梯狀建筑。通天觀念多少有些原始薩滿的意思，上古時期普遍存在三界可互通、通天需要借助天梯一類的觀念。

東北地區的西遼河流域，距今七八千年前有個興隆窪文化，其中在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古村落的中央，發現了一條用碎石堆砌的龍，長近20米，在它肚子附近有10座墓葬，可能是祭祀性質。近年在查海遺址旁邊的塔尺營子遺址發現了一塊小石牌，上面刻有帶獠牙的龍形圖案，跟高廟出土的同類圖案相似，令人稱奇不已。此外在內蒙古林西的白音長汗遺址也發現了帶獠牙的面具形器物。

興隆窪文化的社會很有秩序。該文化遺址的村子外面多有環壕，裡面是排列整齊的方形房子，中間一般有一座舉行儀式的大房子。西亞在八九千年前有很大的村落，比如現土耳其境內的恰塔爾丘遺址，比興隆窪文化的村子大多了，但卻沒有如此強的秩序感。興隆窪文化墓葬裡還隨葬非常精美的玉器，自然天成，溫潤如水。能雕刻出如此精美的玉器，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工。

考慮到數卜八卦、龍形象及天圓地方、通天敬天觀念，土坑豎穴墓、族葬及祖先崇拜觀念廣見於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我得出一個結論：大約8000年前，中華先民的宇宙觀實際是“一元”的。雖然當時先民們居於大江南北不同地方，大家用的瓶瓶罐罐、住的房子等有區別，但宇宙觀是基本一致的，都有“敬天法祖”信仰。

距今7000年左右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也就是仰韶文化時期，村落、人口更多，之前形成的諸多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繼續發展。仰韶文化時期社會更加有秩序，例如陝西臨潼的姜寨村落，中央是廣場，房屋建筑分五組，每組有一座大房子，所有房子的門都朝向中央廣場，不怕刮西北風，說明對秩序的追求和集體主義精神已經勝過了人們的身體感受。仰韶文化有很漂亮的彩陶，有些缽上刻有字符，繼承白家文化傳統。小口尖底瓶是典型的酒器，蘇秉琦先生認為甲骨文的“酉”字就是它的象形，所以叫它“酉瓶”，近年的科學分析也表明它確實是裝酒的。小口就是為了把瓶子塞住，防止酒精揮發。以前流行的說法稱其是裝水的，以訛傳訛，其實打水從來都是用大口的器物。此外，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有6000多年前的蚌塑“龍虎墓”，馮時先生認為這裡的龍、虎形象，就是天文學上四象裡面的青龍、白虎，墓主人腳下還有人脛骨和蚌殼堆塑的“北斗”，這實際上是比較成熟的蓋天學說的產物，當然也是承襲了8000多年以來的天文學觀念。

7000年前在長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該文化一件象牙雕版的中間是太陽，兩邊是鳳鳥，一般認為這個圖案是“雙鳳朝陽”，我以為叫“雙鳳托日”更貼切。兩個鳳鳥托著太陽往上飛，這樣的形象和七八千年前的高廟圖像很類似。還有一件陶盆，兩個側面刻畫了兩組各三個圖像，雖然畫得很粗糙，但仔細看每組圖像兩側的動物都有足，應該是鳥而不是魚﹔中間部分一個是神禾，一個是帶有“介”字形冠的神面。整體來看，就是雙鳳托著神禾或神像向上飛舉的樣子。

6000年前：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首先看黃河中游地區。在今山西、河南、陝西三省交界處，6000年前出現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這個廟底溝類型動力十足，出現后向四周強烈影響，使黃河中游地區整個仰韶文化區的文化面貌變得空前統一。廟底溝類型典型的花瓣紋彩陶遍布於中國大部地區，北邊到內蒙古中南部甚至現蒙古國東南部，東北到西遼河流域，東邊到長江下游，南邊到湖南，西邊到青海東部，西南到四川西北部。在短時間內能夠造成如此大的影響，一定和中心的強大有關。正是因為廟底溝類型的強烈擴張影響，造成中國大部地區交融出現一個三層次的大文化共同體，意味著早期中國（中華）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國的正式形成。在汝州閻村一件陶缸上彩繪有一幅畫，嚴文明先生稱其為“鸛魚石斧圖”，認為可能是白鸛氏族戰勝鰱魚氏族的“紀念碑”，因為鸛魚旁邊畫著一把象征軍權的石斧。其實從畫上看不出是否為石質，如果象征軍權就是鉞，所以稱之為“鸛魚鉞圖”更好。我認為這很可能是崇鳥（鳳）的廟底溝類型曾經一度勝過崇魚（龍）的半坡類型的“紀念碑”，和廟底溝類型對陝甘地區的影響吻合。

6000年前或稍后的晉陝豫交界區社會發展很快。聚落數量較以往增加了三四倍，出現了幾十萬、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推測人口的增加不止三四倍，還出現了幾百平方米的單體宮殿式建筑。河南靈寶的西坡大墓面積達到10多平方米，規模空前，但隨葬品卻很少，除了象征軍權的玉鉞、裝酒的陶缸，其余就是一些比較粗糙的陶釜灶、杯、缽等。顯然不是因為沒有好東西可以隨葬，至少這一時期彩陶是有的，卻不往墓裡放，放的是專門用於隨葬的明器，且往往成對出現，這是一種特殊喪葬觀念下的產物，我把它歸納為：生死有度、重貴輕富、井然有禮、朴實執中，認為它是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的體現，也是后世禮制的雛形。后來西周中晚期的貴族墓葬就按照不同級別隨葬九鼎八簋、七鼎六簋等，不能隨意增減，形成鼎簋制度。

不僅是中原，黃土高原中西部也有很重要的發現。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5000年前形成了超過100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出現了420多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中間為前開三門的殿堂，前有三排柱子的大廳，其余三面有側室、后室，堪稱后世組合式經典宮殿建筑的原型。殿堂的兩個頂梁柱洞直徑近1米，中央火壇直徑2.5米，規模驚人。雖然大地灣的組合式宮殿式建筑和西坡等地的單體宮殿式建筑有不一樣的地方，但都是社會嚴重分化、權利趨於集中的產物。

可能受中原廟底溝類型的刺激，其他各地也陸續開始了文明化進程。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也出現了大墓，其中一座墓就隨葬了100多件器物，這與西坡大墓很不一樣，它既注重財富，也注重墓主人的個人地位，“富貴並重”，我稱之為文明起源的“東方模式”。長江下游地區的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也有大墓，一墓裡面有5把石鉞、20件玉器。最夸張的是安徽含山的凌家灘遺址，遺址本身100多萬平方米，其中一座大墓隨葬330件器物，僅玉器一項就多達200件左右，這些玉石器層層疊疊、堆滿墓室，奢侈豪華至極。距今5500年前后，包括埃及、西亞在內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這麼豪華的墓葬。這些精美玉器的制作需要耗費很多的人力物力，體現社會分化、權力集中。凌家灘玉器的內涵也很豐富，比如插有玉簽的玉龜形器當用於數卜，放在玉龜裡面的八角星紋“洛書”玉板蘊含天圓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宮，和七八千年前先民的宇宙觀一脈相承。

長江中游地區距今5500年左右分布著油子嶺文化，已經有了天門龍嘴、譚家嶺等城址，屈家嶺遺址已有中國境內年代最早的水壩遺跡，這些應該都是社會存在較強的社會組織能力的體現。油子嶺文化晚期出現僅隨葬大量陶器或者僅隨葬大量豬下頜骨的富墓，其中荊門龍王山一墓就隨葬200多件陶器，顯示出“重富輕貴”的喪葬觀念，我稱之為文明起源的“江漢模式”。油子嶺文化發明了十分精美的輪制薄胎泥質黑陶，年代遠早於其他地區。

再看西遼河流域，那裡5000多年前進入紅山文化晚期，出現了牛河梁這樣的超大型祭祀中心，最重要的是祭壇、女神廟（女祖廟）、大墓塚，簡稱“壇、廟、塚”。紅山文化和中國當時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有偶像，這是東北地區老傳統。有些塑像栩栩如生，有些像是真人三倍大小，應該是祭拜的對象，但不一定是神像。有的可能是女性祖先或男性祖先的像，或者巫覡之像。因此叫“女祖廟”可能比“女神廟”更准確。最近的考古工作發現，在“女神廟”上方更高位置，還有多座石砌護坡台基建筑，總面積數萬平方米。牛河梁還有祭祀天地的“天壇”“地壇”。有的圓形“天壇”分三圈，每圈外周立有一周陶筒形器，可能象征溝通天地。紅山文化也有很大的墓葬，僅隨葬玉器，大多數都是一些祭祀用的法器，推測應是大巫覡們的墓葬。牛河梁祭祀中心的建造需要強大動員能力，玉器制造體現高水平社會分工。這種強調神權的社會自有特點，可稱其為文明起源的“遼西模式”。

小結

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崗時代，中國大部地區出現了秩序井然的社會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產生了較為先進復雜的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包括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以及天文、數學、符號、音樂知識等，這些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傳承至今，構成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更進一步來說，當時中國大部分地區文化已經初步交融聯結為一個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因此，有理由將中華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將其作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距今8000年前后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原創思想爆發期，遠早於某些西方學者提出的所謂“軸心時代”。

距今6000年前及稍后的廟底溝時代，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出現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大墓、城垣、殿堂式建筑，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其建造或制造需要較為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和較高的技術水平，顯示當時已出現掌握公共權力的首領和貴族，社會開始了加速復雜化的進程，邁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中華文明的正式形成得到距今5100年以后，限於篇幅，這部分內容我們以后再講。

我認為，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所擁有的進入國家階段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的綜合文化實體。中華文明從起源階段就具有“一元”宇宙觀，其核心是“敬天法祖”，這種觀念或信仰使得中國人能將自身置於天地宇宙古往今來的適當位置，永存誠敬之心，常有家國情懷。我認為，史前的“一元”宇宙觀，是中華民族於此后數千年中能夠在文化上不斷趨向“一體”、在政治上不斷趨向“一統”的內在動因。

（作者：韓建業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吳玉章學者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八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歷史研究院第二屆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