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蘊含的宏觀經濟治理思想及現代啟示

《道德經》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經典之一，其中不僅有大量“日用而不覺”的行為准則，也蘊含著豐富的宏觀治理思想，是中國古代典籍的瑰寶。《道德經》以“道”為核心的國家治理思想，不僅對歷代宏觀經濟治理產生了深刻影響，對當前的宏觀經濟治理亦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以百姓心為心”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的“以百姓心為心”，就源自《道德經》第四十九章“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裡的聖人可以理解為宏觀政策制定者或國家，深刻闡明了治國理政應把人民利益當作最高利益。可以說，“以百姓心為心”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的傳統文化淵源，這在《道德經》中有多方面體現。例如，《道德經》第六十六章所言，“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闡明治國者唯有謙卑處下、以民為先，方能獲得“天下樂推而不厭”的執政正當性，也就是說國家以人民幸福為根本才能得到民眾的衷心擁戴﹔第八十一章“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的論述，則辯証地指出民富與國強的統一關系：當國家致力於增進人民福祉時，國家也會越強盛。

借鑒《道德經》中“以百姓心為心”的思想，有助於更好地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以百姓心為心”，就是要傾聽人民心聲，汲取人民智慧，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宏觀經濟治理實踐中，必須堅持守正創新，統籌兼顧宏觀政策的“穩預期”與“穩增長”雙重目標，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持續優化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不爭”

《道德經》倡導“不爭之德”，國家對民眾、政府對市場、強者對弱者，皆應以和諧相處為要。例如，《道德經》第八章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第六十四章指出，“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這些思想對當代宏觀經濟治理具有重要啟示：首先，宏觀經濟治理的根本目的在於增進民生福祉，這就要求國家不與民爭利，政府不與市場爭長短﹔其次，要建立清晰的治理邊界，凡是市場和民眾能有效作為的領域，就要讓市場和民眾發揮作用﹔對市場失靈領域，政府就要及時補位、積極作為。

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是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深化了這一規律性認識，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借鑒《道德經》中的“不爭”思想，應進一步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在市場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約經濟循環的卡點堵點，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不斷完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長久”

借鑒《道德經》的“長久”思想，對預留政策空間進而提升宏觀經濟治理的可持續性具有重要啟示。《道德經》第五十九章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主張治國理政治與個人修養皆以“嗇”（節制蓄力）為要，從而通過早做准備、持續積累形成“深根固柢”的可持續力量。

《道德經》從兩個方面闡述了政策空間管理中的“長久”思想。一是政策空間的適度性原則。《道德經》第四十四章“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深刻闡明政策空間並非越大越好，政策空間過大會導致政策資源浪費、宏觀調控成本攀升等問題。二是政策退出的適時性原則。《道德經》第九章強調，“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當經濟面臨的不利沖擊已經結束或快要結束時，應對沖擊所採取的宏觀政策要有序退出，及時騰出寶貴的政策空間，從而進一步增強宏觀經濟治理的可持續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策空間明顯收窄，政策空間管理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借鑒《道德經》中的“長久”思想，更好地預留和騰出寶貴的政策空間，有助於增強宏觀經濟治理的可持續性，但切忌為了預留空間而預留空間。要從動態視角和跨周期視角來審視政策空間的變化，不必過於擔憂短期內政策空間的收窄。加大政策力度雖然在短期內引發政策空間的損耗，但會推動經濟增長態勢不斷向好，並在長期中重新贏得更充裕的政策空間，這是《道德經》所蘊含的“長久”思想在時間軸上更深層次的體現。

可“信”

公眾預期會影響經濟運行，宏觀政策效果取決於公眾對於政策的信心。現代宏觀調控理論高度重視預期管理，通過加強與公眾的信息溝通來引導公眾預期，提高宏觀政策的效率。預期管理思想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道德經》多處論述與預期管理以及政策可信度密切相關。《道德經》第十七章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強調了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第六十三章的“夫輕諾必寡信”蘊含了政策制定者的聲譽會直接影響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思想﹔第七十章指出，“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主張建立清晰的政策框架，強調制度化、可預期的調控機制有利於降低市場認知成本。上述思想共同構成了“信—諾—行”三位一體的預期管理體系，其核心在於通過增強政策透明度、連續性和可靠性，避免市場預期紊亂，從而實現“不令而行”的治理效能。

新時代以來，中國在宏觀經濟治理過程中日益重視預期管理，將其視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不同於美國等主要經濟體局限於貨幣政策的短期預期管理，中國的預期管理體現出系統性與長期性的典型特征，既包含貨幣政策的短期預期管理，也包含年度預期管理，還包括“五年規劃”和以新老“三步走”為代表的超長期戰略發展規劃等長期預期管理。這種“短中長”相結合的管理體系，通過五年規劃銜接年度計劃與遠景目標，以新老“三步走”戰略錨定發展方向，取得了顯著成效。展望未來，借鑒《道德經》的政策可“信”思想，結合國情更好地健全預期管理機制，可以從以下維度來把握：一是進一步明確預期管理的目標，尤其是要明確預期管理目標與宏觀經濟治理目標的相互關系﹔二是進一步提升預期管理的規則化特征，避免相機調控對公眾預期的不利沖擊﹔三是進一步提升宏觀政策的可信度。

（作者：陳彥斌，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