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城市”

“城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命题之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形成关于城市理论的系统著作，但他们的城市思想散见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并通过后续学者的系统化阐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核心要义。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城市”的？

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城市是生产方式和分工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理解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将城市视为特定社会形态下生产方式和分工发展的产物，并以此为基础勾勒展现城市文明演进的整体逻辑。城市究其本质是一种定居性的空间形态，从字面理解包含了“城”和“市”两个概念。在原始氏族社会，受限于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商品交换，这一阶段城市是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畜牧业与农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为部落之间的交换和贸易创造了物质基础，催生出用于交换的固定集市。但不同部落间由于掠夺常发生冲突，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城”的物质形态和抵御外敌功能更加凸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

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推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形成，产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并强化了“市”的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商品交换的频繁发生，从生产领域分离出专司商品买卖的商人阶级，这一变化对城市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并加强了城市在生产上的地域分工。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城市起源的经济动因，更阐明了城市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本质属性，为理解城市空间的社会建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城市既是文明的中心又是革命的策源地。马克思亲眼目睹了大工业城市从乡村中脱胎出来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他看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进而城市成为文明的中心。资本主义的萌生点和落脚点是城市，作为实现资本最大增殖的生产空间，资本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增殖法则推动生产要素向城市高度集中，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的，“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可以说，资本主义选择城市作为自己的寄居地，城市也成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

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变革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曾提出资产阶级的统治集中于城市，城市也孕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成为工人运动的发源地。资本的原始积累摧毁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活空间，将他们驱赶到新的城市空间时便塑造了新的革命主体。因为，“这些大城市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得最充分，所以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造成的后果在这里也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恩格斯通过对曼彻斯特的实证调查，揭露了工业化城市中工人群体的非人化生存状态，在那里集中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失业、贫困、疾病、犯罪、住房短缺、环境污染、雇佣童工、道德堕落等等，而资产阶级占据城市外围的优雅区域，也正是在这种阶级差异的城市区分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形成了工人阶级初步的阶级意识。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强调，“工人随时都发现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品、当做自己的财产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城市是实现城乡融合而非对立的城市。马克思将城乡对立视为“文明史的基本矛盾之一”，在他看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直至现在。”他阐明了“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对传统城乡关系结构的颠覆，资产阶级在打破封建制度的过程中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但是资产阶级最终使乡村屈服于城市，形成新的城乡对立格局，这种对立反映着社会分工的异化状态，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这种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条件。在他们看来，“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但他们同时表明“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此时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是因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用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对立状态也终将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因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恩格斯也强调未来社会将使城市和乡村从相互敌对的利益共同体变为有机互补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理解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推动我国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不仅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更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的城市化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从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又立足新时代的国情将“城乡融合”“人民性”等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转化为系统化的制度创新，为破解全球城市困境、共谋全球城市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