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生活》杂志与妇女抗战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疾呼：“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党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号召全体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斗争。这一时期，许多妇女刊物如《妇女生活》《妇女共鸣》《战时妇女》《上海妇女》等，在促进妇女解放、动员妇女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妇女生活》杂志尤为值得关注，有学者指出，“《妇女生活》的历史就贯穿渗透在全民族的斗争史里……对于占全民族半数的妇女做了第一支响亮有力的号角”（曹孟君：《〈妇女生活〉百期与妇女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妇女生活》，第100期，1941年）。

《妇女生活》杂志于1935年7月在上海创办，其前身是作为《申报》副刊之一的《妇女园地》。上海沦陷后，先后被迫迁往汉口、重庆。皖南事变之后，由于《妇女生活》积极的抗日主张，1941年3月被迫停刊。创办人兼主编沈兹九于1939年经邓颖超、钱俊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主编的曹孟君也是共产党员。邓颖超经常指导并参与《妇女生活》的编辑出版工作，杜君慧、茅盾、夏衍、沈志远、邹韬奋、张仲实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是主要撰稿人。《妇女生活》共出版100期，“发行量达2万多份”（荒砂、孟燕堃：《上海妇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03页），深受女性读者欢迎，成为抗战期间旗帜最鲜明、时间最持久的妇女刊物之一。《妇女生活》提出了“妇女团结抗日，努力争取民族独立”的口号，动员妇女积极投身各项救亡工作，担负起应有的抗战责任与使命，为抗战胜利凝聚力量。

开辟特色栏目，发出妇女抗战之声

1936年7月，《妇女生活》改为半月刊，根据国内抗战形势的发展，新辟了“救亡言论”“北上日记”“战地通讯”“战时地图”“救亡信箱”“前哨”“抗战妇女教室”等抗战专栏，积极报道抗战时事，宣传各项抗战工作，并号召国统区妇女配合救亡运动。《妇女生活》开辟这些抗战专栏是及时且必要的，能够影响读者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看法与行动。“这些年来，我们始终相信，只有实行武装抗敌，才是挽救危亡的唯一出路”（《妇女生活》，三卷十期，1937年），“妇女们再不急起直追的来参加到抗战的各部门中间去的话，将来恐怕要后悔莫及吧！”（《妇女生活》，五卷四期，1937年）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了《妇女工作大纲》，指出现阶段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邓颖超指出，现阶段妇女最大任务便是要参加抗日战争动员的各方面，比如，动员父兄丈夫应征上前线、帮助抗属工作、参加肃清汉奸活动、自愿购买公债、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组织妇女慰劳会等等工作。《妇女生活》发文呼吁：“妇女是全民的半数，如果妇女在现在依然昏昏沉沉未能醒觉，那我们的抗战即使男子能够全部参加，也只做到了半民抗战，这不啻减削了一半抗战的力量。”文章郑重宣告，妇女们拥有强大的革命力量！妇女们是抗战卫国的一支生力军！将妇女强大革命力量应用到抗战救亡运动之中，同男子们一起进行全民的抗战。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后方的许多妇女团体和进步女性纷纷加入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妇女生活》在1939年刊登了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的报道，“在途经6个省的县市中召开群众大会176次，每次参加群众平均在2000人左右；召开农村妇女座谈会72次，组织妇女识字班、补习班8个，参加妇女共202人；组织儿童团、少年团34个，参加者达1305人。服务团还编著发行了反映战地生活的书籍《战地一年》4000册、妇女读本400册、儿童读本100册、《战鼓》期刊和壁报，在《国际新闻社》《新华日报》《大公报》等14家报刊发表通讯102篇”。《妇女生活》刊载了妇女服务团的“北上日记”，有利于发动更多的妇女投入抗战，“我们妇孺为全国人民过半以上，能力薄弱，但爱国之心不后于人……在这期间我们要打倒汉奸卖国贼”（《妇女生活》，四卷三期，1937年）。“战地通讯”是战时各约稿人从北平、通州等地发回的通讯，是对战斗最直接的报道，及时满足了后方妇女了解战况的需要，并起到了一定的动员作用。

此外，《妇女生活》还策划了“保卫大武汉”“纪念秋瑾”“妇女与国防”“各地妇女救亡工作”等抗战特辑，推动了国统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1938年1月，《妇女生活》在第五卷第七期上开设“保卫大武汉特辑”，连续刊登《为什么要保卫武汉》《保卫大武汉运动中的伤兵服务工作》《妇女在保卫大武汉运动中的任务》《怎样动员并组织妇女保卫大武汉》等文章，指导妇女正确了解战争形势并明确个人任务。在“纪念秋瑾”特辑中，沈兹九说明了纪念秋瑾的目的，“唤醒姊妹们，鼓励姊妹们，让大家鼓起热忱，继承她的精神，走上反帝的救亡道路”（《妇女生活》，三卷二期，1936年）。在“妇女与国防特辑”中，指出“民族危机已日深一日，大流血的时候迫于眉睫”（《妇女生活》，三卷一期，1936年），动员并号召广大妇女加入抗日救亡队伍中。

巧用艺术形式，引发妇女读者共情

《妇女生活》采用封面图片、插图、诗歌等形式，引发妇女读者共情，使她们能够广泛动员起来，投入抗战事业。《妇女生活》第三卷第十期、第十一期的封面图片，展现的是我国妇女支援抗战的画面，以此呼吁妇女同胞抗战救国刻不容缓。第七卷第一期刊登的封面是一名革命战士匍匐在地，举着枪瞄向远方，并在图片左侧配以“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的文字，以此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第七卷第九、十期合刊刊登的封面，在图片正下方写着“纷纷请缨杀敌声中的女军人”标题，图中的女军人双手握枪，眼神坚定，展现了妇女希望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在《妇女生活》封面人物图像中，妇女为国难奔走呼号，为抗战走出家庭，为支援前线而努力奋斗，这种图像叙事有利于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民族解放。

与当时其他一些妇女期刊不同，《妇女生活》在每期目录上，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不但提高了目录的多样性，还使得版面内容更为丰富，吸引女性读者阅读。第六卷第一期目录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妇女们拉手搂腰，站在一起，吹着号角，仿佛在告诉读者，战争的号角已经拉响，姐妹们一起来战斗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妇女生活》文章强调的内容不同，目录图片也有所不同。这些图片不仅活跃了气氛，还深化了每期的主题内容，同时，图像叙事降低了阅读难度，不识字的妇女也能从图像中了解编辑的意图，有效提高了宣传的效果。

《妇女生活》刊登的诗歌多为现代文体，文字通俗易懂，情感丰沛，增强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感召力。例如，第四卷第六期上的“妇女进行曲”便是对妇女团结抗战的呼唤：“快来，快来，快来把一切的虎狼赶出门，一切的障碍扫除尽。我们，我们，我们是国家的自由主人翁，并不是天生奴隶种！来，来，亲爱的姊妹们，团结起来向前冲，一盘散沙聚成功！来，来，亲爱的姊妹们，团结起来一条心，最后胜利属我们！努力，奋斗，团结，抗争！最后胜利属我们！”（《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六期，1937年）“家乡，我们不怕！举起手来，把那些魔鬼赶下，燕赵的儿女们，不死不罢。家乡，你没水磨刀？我把血给你做涛。这样你刀落在哪里，我灵魂总围你飘。家乡，你没有枪弹？把我肉切烂。把他揉成球，把他晒成炭。这样你枪打在哪里，我灵魂总随你战。”（《妇女生活》，二卷二期，1936年）这些文字饱含了作者、编者的激昂情感，引发广大妇女同胞共情，激励她们团结抗战。

刊载图书广告，增强抗战舆论声音

在专栏文章、封面、插图等之外，广告同样是刊物的重要部分。通过广告这一特殊媒介，可以向大众传播刊物的宗旨与理念，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妇女生活》作为一本启迪和解放女性思想的进步刊物，共刊登888则文化广告，其中，图书广告778则，报纸、杂志等广告110则。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妇女生活》刊载的图书广告主要是文学常识、社会科学知识、艺术和妇女类图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其刊登的图书广告开始发生转变，内容主要围绕中日两国关系和抗战方面的知识。在中日两国关系问题上，《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八期刊登有《中日关系简史》《日本的大陆政策》《飞机翼下的世界》《国防前线的绥远》《远东形势地图》五则相关的图书广告，前两则广告重点讲述了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侵略，让读者形成基本认知；后三则广告主要呼吁，在抗战时期读者需要关注世界形势的发展以及中日苏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在第四卷第十二期刊登了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日本的透视》《今日的日本》《日本政治研究》《当日本作战的时候》等图书广告，从中不难看出编辑迫切希望大众觉醒并投身抗战的良苦用心。

为了让民众了解抗战方面的知识，《妇女生活》还刊载了安全卫生类和国民教育类图书广告。安全卫生类图书广告以《战时大众知识丛书》为代表，该广告刊登在第五卷第八期上，包括《大众军事知识》《警卫知识》《大众法令知识》《战时交通器具知识》《大众谍报知识》《大众科学知识》《救护知识》等，致力于提高广大妇女在战争中的自卫能力，掌握有关抗战的技术和能力。国民教育类图书广告以第五卷第九期《战时特刊》为代表，具体包括《论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内地工作的经验》《战时的宣传工作》《救亡工作中的干部问题》《救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为了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妇女生活》还刊登了《救国名歌选》《抗战歌曲集》《叱咤风云集》等图书广告。

总之，《妇女生活》杂志以笔墨为武器，大力宣传和贯彻中共关于妇女工作的政策方针，通过丰富多样的宣传动员内容和灵活多变的宣传动员方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妇女抗战动员模式，对动员妇女参加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王海刚，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