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克強總理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按您所說光潛在消費力就可釋放30萬億元之巨，拉動生產、促進就業當然不成其問題。這種市場化改革據您測算，還有其它可釋放潛力與紅利嗎？

張富泉：推進市場化改革，突破“半市場化”粘著狀態已成當務之急。為統一思想、下定決心起見，我看還應算算效益和環境兩筆賬。記得前幾年有個報道，北京延慶縣把佔全縣10%的貧困人口從山區中搬出，花的錢比過去扶貧少，卻實現了“生態安全”和脫貧。對此，錢正英總結防沙治沙和扶貧經驗曾概括為兩句話：“人進沙進，人退沙退” 。意思是解決貧困化與生態環境的治本之策，莫過於發揮市場經濟“用腳投票”的作用，鼓勵引導人口自主有序地遷徙。但在“半市場化”粘著狀態下，希圖採取行政性手段和政府項目投資，甚至用搬遷發展來解決地區差距與生態環境問題，結果勢必力不從心甚至適得其反。

據中國統計資料分析，我國改革解決溫飽和達到小康的“前兩步”，即1980-200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1年累計共為23.21萬億元﹔而進入“第三步”基本現代化建設的2001-2011年的11年，投資總額很快增加到152.99萬億元，按絕對值計算后11年為前21年的6.59倍。可見這些年增長速度是快了、猛了，但主要是靠海量投資來支撐著的，背后則是資源過度消耗和犧牲環境為代價，其所帶來的生態環境、經濟效益損失和權力腐敗、公平正義的損害，在我國確確實實已有難以承受之重！若再對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內地投資效益做個簡單的對比，進入新世紀11年比“前兩步”21年的投資增長率，內地比沿海多增長2.27倍而其GDP卻少增長0.4倍。這種投資增加與GDP發展效益倒挂的現象，結合“半市場化”粘著狀態做出數量分析，就會發現其所造成的發展效益損失約相當於1/3個沿海。

另從微觀上看，結合改革調研我們不妨跟蹤某些項目投資到大山裡、到生態脆弱的源頭區去看看，某些花數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投資的項目，按老百姓的說法是“修條路就為看住幾個婆婆佬佬、孫孫崽崽”。實踐表明，加快中西部發展確有必要，但必須按照“三步走”的戰略部署，適時構建沿海幫助內地共同富裕的區域公平競爭機制，通過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促進人口隨勞動力向沿海與內地城市經濟發達區自由遷徙，沿海經濟滲透延伸和內地人口與產業集聚經濟區的又好又快發展來實現﹔而不是出於貪權戀財或悲天憫人、救世主的心態，把珍貴的國家資財不計效益效果地往山裡壘、往水裡倒呵！要那樣盡管也能拉動經濟增長，但可謂是有增長而無發展，有發展而無效益！

記者：看來算好消費就業、發展效益和生態環境這三筆賬，真正把准改革脈搏，突破“半市場化”粘著就不成問題。那麼，您認為該怎樣從突破“半市場化”入手、推進全市場化改革呢？

張富泉：按照鄧小平對中國改革 “三步走”的戰略設計，1980-2000年“前兩步”翻兩番，是要解決溫飽問題和達到小康﹔“第三步”進入新世紀是“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這“第三步”翻兩番要比“前兩步”翻兩番多出10年甚至30年，是因為“前兩步”處於改革之初短缺時期，GDP新增財富越多效益也越好﹔而“第三步”已全面進入買方市場，需盡快構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以實現新世紀的共同富裕和又好又快發展。為什麼鄧小平要把市場經濟和共同富裕，提上新世紀“第三步”現代化建設的議程？其重要原因是，進入新世紀的中國，已經走出溫飽小康型的地平線，面臨的主要矛盾已是新的發展問題，這就必需迅速轉向培育壯大消費和擴大內需市場。因為世界經濟大國無不是內需型經濟大國，中國躋身世界現代化強國之林也概莫能外。如果仍舊停留於人口不能隨勞動力自由遷徙的“半市場化”粘著狀態，繼續造成勞動者人群的收入和消費被壓到最低限，不能走向共同富裕也就無所謂新的發展！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從突破“半市場化”入手，當務之急就是要打破區域城鄉雙重二元結構的障礙，切實解決好人口隨勞動力自由遷徙的體制機制問題。

記者：這樣說來，打破區域城鄉雙重二元結構，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是個關鍵？

張富泉：改革戶籍制度只是表面文章而已，關鍵在於完善深層次分稅制改革的再突破。實踐表明，中國改革按照“三步走”戰略部署一路走來，財稅政策作為經濟政策的核心，始終成為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比如，實行財政承包制及在此基數上的分稅制，打破“大鍋飯”調動地方發展積極性，如期實現“前兩步”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此后進入現代化建設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第三步”戰略目標期，由於沒能依照區域非均衡、均衡發展相輔相反的規律和鄧小平“反過來”的要求，在區域規劃與區域政策上做出及時調整，仍然沿用承包式分稅制勢必造成地方利益的剛性，相應形成了候鳥型農民工“半市場化”膠著狀態。

事實上，戶籍制度在國家層面早已鬆動且有不少已明令廢止，就因為關系著地方財政利益及戶籍人口的切身利益，至今才仍在勞動力承接地普遍得以沿用，才導致區域城鄉雙重二元結構和人口不能隨勞動力自由遷徙的“半市場化”。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是市場經濟，既然搞市場經濟就得遵守其以人為本、公平競爭的基本規則。特別是在財稅分配政策的本質屬性上，必需結合中國國情與國際分稅制接軌，實行政府間財力橫向均衡的公共財政制度，“讓每一個處於平等地位的人獲得平等的財政對待”（布坎南，1950）。一句話，最根本的改革就是按國際慣例與市場經濟通則，以常住人口的唯一標准而不是多個標准來均衡政府間可用財力，實行政府間財力人均的公共服務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