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一定基础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这个基础和条件就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积累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建设环境极度恶劣。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53—1978 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6.5%，这也是个不低的发展速度。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挫败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起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安全环境。这一时期我们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儿童入学率从解放前的20%增至1976年的97.1%，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处于最高水平，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归结为亦步亦趋地效仿“苏联模式”，从而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除对资本家的改造和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政策外，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党更是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比如，毛泽东同志多次号召全党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我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这些打破极端僵化的苏联计划体制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鉴于苏共的腐化蜕变，我们党特别强调社会平等和党的纯洁性，尽管存在种种偏差，但客观上看，这种扁平化的、不存在强大“分利集团”的社会结构减少了后来改革开放的阻力。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中，也发生了种种“左”的偏差，包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甚至“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尽管如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段历史时期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然，这些挫折和失误也为后来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客观上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即极“左”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促使全党全国同心同德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把这些错误实践本身，同老一辈革命家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同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动机区分开来。

总之，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